这次很多使臣就向朱载坖上疏称：“乌思藏辅教王差来使臣，今来进贡，专讨食茶，朝廷可怜见，给予食茶堪合。”

以往朝廷为了怀柔远人，往往都予以同意，四川等地的官府就向朝廷奏报过：“各夷每起车辆箱匮，少者数百，多则千余，出境每次数十万斤。”他们的这种行为，严重的冲击了大明的茶叶禁榷体制，反而使得这些宗教势力做大，这和大明朝廷的初衷是不符合的。

朝贡队伍中的遣主、贡使和随行人员是政策获益者，但其身份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永乐年间，成祖在藏区封授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和国师、禅师等，规定受封僧俗官员承担领其人民，间岁朝贡的职责，这表明只有藏区受封的僧俗官员才有朝贡资格。

所以，在朝贡往来中获益对象是藏区上层阶级，即以诸王为首的大小宗教首领及其下属僧人集团。蕃番成了朝贡中沟通中央和西藏的主要渠道，而他们则是利用这种特殊的地位，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宗教首领和僧人集团在朝贡中的获利成为藏区寺院经济繁荣的动力之一，再加上其他各种经济手段积累财富，藏区一些较大寺院逐渐成为可以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和社会的金融机关、买卖机关。

由于大明对于茶叶实施禁榷制度，导致普通藏民很难以正常途径获得茶叶，随着僧人集团在朝贡中获得大量食茶，普通藏民便开始间接依赖寺院集团。因此，朝廷用茶叶笼络藏民的初衷，开始转化为藏区寺院集团用茶叶控制藏民的途径。

一方面寺院以“熬茶布施”施茶于民，获取藏民心理认可，最终藏民对寺院的认同超越了对大明朝廷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藏民不得茶则病，寺庙便利用手中的茶叶从事商贸活动增进收益，随之寺院对百姓吸引力更强，于是出现入寺僧侣，这其中贵族家庭出身的为数不多，绝大部分为贫苦农、牧民家庭子弟。